“老汉儿教育我，不要在同学面前显摆，你个人的辉煌要个人去拼搏，不能借助我。”

　　口述：文伽昊 整理：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

　　我不知道人们什么时候能够淡忘了我父亲，那时候我可以过得正常点了

　　我从小活在父亲的影子底下，内向、胆子小。听大姑说，我爸小时候跟我一样，后来才变了。

　　老汉儿(川渝方言，意为父亲)管我很严。小学放学去河边玩，回来不承认，就打我。他教我，家里没有大人在，绝对不要开门。

　　高中住校，别人的生活费每周两三百，我只有一百块。他从来不接送我，都让我自己坐公交。逢年过节，别人给我的红包要等父母开口，老汉儿说能接就伸手，不能接就不伸手。

　　我的朋友圈子很小。媒体说我一个月消费几万、开跑车，事实上我生活上要求很低，平时就吃点饺子、面，喝矿泉水的消费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很少出去玩，穿的一大半是老汉儿的衣服。极少数同学知道我老汉儿是文强。老汉儿教育我，不要在同学面前显摆，你个人的辉煌要个人去拼搏，不能借助我。

　　事件梗概

　　2010年7月7日上午，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重庆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执行死刑(注射)。他是重庆打黑中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，被视为重庆黑恶势力的最大保护伞。

　　1992年，老汉儿就已经是重庆公安局副局长了。他一直特别忙。我小学四年级从郊县到城里，重庆市的学校不要我，妈妈说，文强，你一天到黑只晓得破案、破案，娃儿都要开学了，学校还没着落。后来找教育局出面，才读到书。

　　高中3年，感觉爸爸老得很快。他已经破了很多案子，长寿运钞车枪案，张君案，其他不记得了。每次老汉儿破案就会回来说，今天晚上你们看新闻。我感觉父亲还是很了不起的。

　　老汉儿一再叮嘱，我们到了城里，接触的人慢慢多了，交朋友一定要谨慎。他怕他得罪的人多，再怕别人打着他的招牌乱来。

　　一点都不夸张。有一次，我们全家三个人出去吃火锅，旁边一米的距离，一桌人在摆龙门阵，说文强的儿子是我很好的朋友，还跟我一起做生意。老汉儿瞪我一眼，我一头雾水，其实我一点都不认识那个人。

　　我一直没谈女朋友。不想在外边随便接触，怕遇上别有用心的女孩子。家里要求很严，说一定要找真心喜欢你的，不是喜欢你家庭的，但说实话，现在这个社会，这样的女孩太少了。我跟社会上的人交往有顾虑，还是交网友更放心，什么话都可以说。

　　我很喜欢上网，在加拿大学会的。高中毕业，我到加拿大呆过一阵。那都是我爸一手包办的，按照我妈的想法，我们全家最终要一起出国。但我就是生活上不习惯，又怕自己学坏，几个月就回来了。还是重庆好。

　　2005年，我大学毕业，想跟朋友开网吧，老汉儿坚决不同意。他说，他是管网吧的，别人会乱想。后来有朋友说合伙开小酒吧，我连口都没敢开，老汉儿更不准。

　　想过进公安，可能身高不够，老汉儿也不让我进去。感觉我提出什么事，老汉儿都不答应。我就一直没有事干。

　　老汉儿希望我找个朝九晚五的工作，平平稳稳。去过银行坐办公室，不安逸，我还是喜欢自由一点。

　　可能是怕我学坏，想拴住我，2007年，干妈周红梅开了个装修公司，给我挂名经理。我心思不在那边，一年也去不到一次，也没去领过工资。

　　直到2008年他去司法局当局长了，我问，现在我可以搞网吧了吧，当时我父亲啥也没说，过了一两天，他说，那你还是去吧。之后我入股，在大渡口开了一家网吧，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在那儿。

　　我经常上天涯网，时不时看到爸爸被“双规”的消息。这种传闻2000年以后，年年都有。老汉儿说，我亲手签的死刑都有几十例了，还不包括重刑的，得罪人太多了，难免被报复，这些事你不可能较真。老汉儿对“双规”习以为常了。我更相信，干得越多，错得越多。

　　传闻越来越多，后来连老汉儿自己都怕了。2008年某天，老汉儿接到一个紧急电话，让赶快去单位开会，临走前他对我妈说，要是晚上还不回来，你就把家里的钱扔江里吧。

　　我家里有一个保险柜。但这些都是大人的事了，我也不关心。

　　2009年8月初，老汉儿大清早出门去北京开会，我还在被窝头睡觉，爸爸说他出门了，我嗯嗯嗯地过了。当天夜里，凌晨3点有人来敲门，说是司法局的。我想，司法局的不可能不知道我爸去北京出差，怕是社会上的人来报复，赶紧打110。两边僵持了十来分钟，直到他们在猫眼里把证件亮出来：专案组。

　　我爸被抓了。专案组在我家收拾东西，从凌晨三点到中午。紧跟着，我妈和我也被带进看守所，还有我妈最疼的那条狗，“雪梨”。

　　看守所里，中秋节的时候跟我老汉儿通过一次电话。他说，不要仇视这个社会，要恨就恨我。他希望我出去以后做点小生意，过日子就行了。

　　在里面挺好，也没挨打。警察给我换了名字，我以为自己装得挺像，直到我出去的那天，同监的悄悄跟我说，我知道你是文强的儿子。

　　我在看守所的电视里看到父亲被判死刑。九个月以后我被放出来，罪名是毁灭证据，不过免予起诉。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不知道我什么东西是合法的。他们还了我国土证、房产证和八万多块钱。

　　一个月以后，2010年7月7日，我父亲被执行死刑。这天早晨，我们被通知与爸爸见面。爸爸流泪了，说，娃儿，给我磕个头吧。我照做了，但我不知道那就是我们最后一面。

　　我不恨社会，也不恨爸爸。

　　老汉儿离开这段时间，还是有人对我好。有一回，我坐出租车，的哥好像认出我了(我的名字和照片在媒体上出现过)，车上他一直跟我聊打黑，聊文强，偷偷观察我的反应，我假装看着窗外。下车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好好保重自己。

　　半年过去，我开阔多了，朋友也多了。他们不在意我是文强的儿子，没有看不起我，我也不怕别人别有用心了。以前被老汉儿否定得太多，现在任何事情都得我自己来决定。

　　很多时候，我还受“文强的儿子”这个身份影响。像是我想出租家里的房子，赚点生活费，但物业跟我说，这是文强的房子，很难出租出去。我也很难找到工作，网吧已经倒闭了，我会干的事情不多。年后找找工作吧，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做什么。

　　我不知道人们什么时候能够淡忘了我父亲，那时候我可以过得正常点了。